汪有科

编辑:学我吧互动百科 时间:2020-01-19 04:45:18
编辑 锁定
汪有科,男,汉族,1956年2月1日出生于甘肃民勤县,1982年1月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工作。曾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中心副主任,陕西省航天中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陕西杨凌航天节水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现为“九三学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主委,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文名
汪有科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甘肃民勤
出生日期
1956年2月
职    业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毕业院校
北京林业大学
主要成就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所获荣誉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汪有科个人简介

编辑
1982年毕业后就从事黄土高原飞机播种造林种草研究,作为参加人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1984~1986年参加黄土高原综合考察研究工作,研究水土流失与黄土高原的植被关系。1986~1988年参加黄土高原农村能源林研究课题,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1988~1995年参加森林水文效益研究,获水利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1996年以来,参加黄土高原植被水水沙效益研究,黄土高原植被建造高效节水技术研究,节水灌溉示范与产业化研究。2000年成功地将GJY全国旋转摇臂式系列喷头技术转让给福建亚通塑胶有限公司,实现了新型喷头的产业化。2001年作为骨干发起成立了陕西杨凌航天节水股份公司,并将SGF、SGZ型施肥过滤一体罐技术,DN100油涌灌溉歇阀技术节水灌溉网络控制系统技术等七项技术实现了转化。同年吸收引进加筋高密度聚乙烯管制作技术一项,并实现转化产品已问世。[1] 

汪有科主要研究方向与特色

编辑
研究方向:水土保持、节水灌溉、山地经济生态林建设
研究方向的特色在于将林草植被建设、农业节水技术,以及实现技术支撑的配套设备统筹考虑,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技术集成创新,形成综合节水技术体系,克服了以往单项技术研究的局陷性。研究方向的优势在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节水,并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和实用性。本研究方向对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对于生态脆弱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科技支撑作用;上述研究正在为推动我国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起到积极作用。[2] 

汪有科所获荣誉

编辑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中央“优秀社员”荣誉称号

汪有科近十年来主持重大课题:

编辑

汪有科主持重大课题

1、科技部农业转化资金项目“新型节水灌溉自控器中试与转化”
2、国家863项目“西北半湿润渠灌类型区节水农业综合技术体系集成与示范”
3、科技部农业转化资金“农业高效用水技术转化与工程示范”
4、陕西省重大攻关“农业节水灌溉节水标准研究与示范”
5、国家863项目“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系统创新及集成应用”
6、国家支撑课题“陕西半干旱区特色经济林综合高效节水技术研究与示范”
7、农业转化资金“山地红枣高效节水技术转化与工程示范”

汪有科项目获奖情况

2005年“西北地区农业高效用水技术与示范”——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4年“渠灌类型区农业高效用水模式与产业化示范”——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3年“节水灌溉成套设备研制与开发”——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9年“山地红枣集雨微灌研究与示范”——榆林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0年“黄土丘陵区红枣生态经济林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

汪有科先进事迹

编辑

汪有科最有价值的农业科研从哪里来

《中国科学报》 (2012-02-24 A3 深度) [3] 
编辑推荐:
汪有科和他的同事们,在陕西米脂县孟岔村——这个全中国极为干旱缺水的地方,用每亩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项全国大枣亩产纪录,使这个靠天吃饭的无名村庄成为枣林示范村,默默地编织着他们自己的农业节水保卫战。
汪有科和他的同事们,在陕西米脂县孟岔村——这个全中国极为干旱缺水的地方,用每亩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项全国大枣亩产纪录,使这个靠天吃饭的无名村庄成为枣林示范村,默默地编织着他们自己的农业节水保卫战。
  
  4年前,记者去陕西米脂县孟岔村采访的时候,没有想过技术推广的概念,没有想过“最后一公里”的概念。汪有科所做的“最普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对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最好回应。
  
  ■本报记者 黄明明
  老一辈中科院人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赫赫有名的农业科技“黄淮海战役”。人增粮减,在此背景下,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李振声决意举全院之力,为国家农业发展作出贡献。中科院27个研究所400名科技人员深入冀鲁豫皖4省农业一线,掀起了以盐碱地治理和中低产田改造为主题的粮食保卫战。
  
  1987年,还是个年轻小伙的汪有科深受“黄淮海战役”的精神影响。20多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汪有科已是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也有所转变。但当年“黄淮海战役”的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他们那一代农业科研人员。
  
  如今,汪有科和他的同事们在陕西米脂县孟岔村、这个全中国最为干旱缺水的地方,用每亩近10方的灌溉用水量,刷新了多项全国山地大枣亩产纪录,使这个靠天吃饭的无名村庄成为枣林示范村,默默地编织着他们自己的农业节水保卫战。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充斥着解决“农业最后一公里”问题、提升农业的科技贡献率的口号声中,也许,汪有科的行为可以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农业科研从哪里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业科研精神。
  
  蹲点
  
  汪有科在孟岔村的节水灌溉是从开荒开始的。
  
  榆林在陕西的最北端,紧邻沙漠。从榆林市的北端到南端,是中国区域贫富差异的极端体现。北边的神木县,主业矿产,又因全民医保而闻名。而以米脂县为代表的南方6县,年GDP不足神木县的1/25。
  
  大枣,成为米脂的主导产业。“干旱少雨,靠天吃饭”,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米脂的枣虽好,但少。
  
  1999年,国家推行退耕还林政策,这使得一直靠最传统的农耕生活,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米脂县看到了一丝希望。也就是那个时候,大胆的米脂县银州镇孟岔村村民孟浩海,收起了外出打工的行囊,承包了580亩荒山种枣。
  
  历史的经验是,“听不见黄河声,种不出好枣”。在老孟之前,米脂的大枣都种在黄河两岸。
  
  谁都不会想到,在10多年后的今天,也正是在老孟的那个荒芜了几百年的山头,刷新了全国山地红枣种植的多项高产纪录,成为干旱地区推广节水农业的典范。
  
  2006年,当榆林市科技局带着从杨凌来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吴普特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节水灌溉杨凌工程中心研究员汪有科来到米脂的时候,老孟正干着急。
  
  作为当地的承包大户,老孟带着儿子媳妇全家齐上阵的山头,每年只能余下几千块钱的收入。因为缺水,效益上不去,钱都花在了人力支出上。
  
  老孟为了干活方便,在山脚下用碎砖垒砌了两间小房。住在那个类似工地的临时房里,汪有科和他的三个学生开始了在孟岔村推广滴灌的第一步。
  
  上下山没有路,顺着脚印走。没有凳子,坐在磨盘上讨论问题。早起上山,中午12点下山回来,和老孟的十几个工人们一起吃大锅饭。夜幕降临的时候,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再回到山脚下。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
  
  记者三年后才知道,2009年去采访的时候,和蹲点的师生们围在一起,吃着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烩菜,已是难得的改善。
  
  毕业的学生们经常想回到米脂去看看。那段喝着小米粥吃着萝卜丝,顶着大太阳的科研生活,是上学期间最辛苦的,却是最难忘的。
  
  还有一个故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光强去试验点视察大枣节水灌溉。下山的时候,大家一起合影。结束时,张光强去感谢那个给他们照相的“村里”小伙子。
  
  然而当张光强得知眼前的这个晒得黝黑、完全是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是自己学校的博士生时,眼睛湿润了。
  
  “没想到我们现在的博士生还能如此耐得住寂寞,蹲点在一线。”
  
  谈及蹲点,汪有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样的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在榆林做大田土豆节水灌溉试验示范的时候,住在乡政府的窑洞里。几个女学生睡在一个炕上,门上没有锁,就用铁丝拴着,再抵着根木棍。
  
  “也正是在那种地方踏踏实实待下来,你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陕北那个特殊地带,节水灌溉的价值之所在。”
  
  两个家
  
  此后,汪有科就有了两个家——一个家是农业科技城杨凌,另一个家是陕北榆林。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七年。
  
  从每年的4月份土壤解冻,到10月份大枣收获,这段春华秋实的时光,他是属于米脂的,把技术和成果书写在黄土高原上。冬天回学校的时候,再总结一年的实验数据,把黄土地上的实验转化为论文。
  
  从杨凌到米脂,800多公里的距离没有直达的火车。最初的时候,汪有科会带着学生们一起去咸阳坐火车去榆林,从榆林转汽车到米脂,再搭车到山脚下。
  
  火车票常常难买。汪有科曾一度到西安坐大巴车。晚上坐车,天亮到,10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谁也不会想到,在那个密不透风的大巴车厢里,有这样一位教授,为米脂的大枣节水实验而奔波。
  
  2007年,滴灌大枣节水技术在陕北榆林已经小有名气,出于综合技术推广的多方面考虑,51岁的汪有科学起了开车。
  
  有人劝他,年纪不小了,开什么车啊?需要的时候,租辆车呗。
  
  汪有科明白,在很多地方都是在村沟里,压根没有汽车路,雇车有时候也没人愿意去。有一次,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建立节水红枣示范林,汽车不能上山,山坡陡得几乎接近75度。起先,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让学生上去。他和另外一个教授坐上由农户自己驾驶的三轮车,“哒哒哒”地左转右转冒着黑烟上山考察。其实,连汪有科自己都有些担心危险,但越是这样的地方,做节水灌溉才更有意义。
  
  “我们经常出去,总不能天天雇车吧?不方便,每年野外工作6个月租车也不划算。”后来,汪有科从学校找了辆已经开了30多万公里的二手车,给自己和团队当起了司机。
  
  家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安全。
  
  陕北的乡村道路,上山下坡加上急弯,小车只能勉强过去,几次遇到下雨,路就断了,车子就得撂下。为了去邻县调查大枣优良品种,车开到半路路不通,步行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当返回来时已经天黑,山上几道弯曲的小路已经找不到那条来时的路,结果还是走了一条从来没走过的山路。漆黑的夜晚,周围就像是黑色的天空,偶尔看到的窑洞灯光就像是星星,三角形的黄土路,山极陡,车前只能看到十几米,甚至几米,十几公里的车速开得人直冒汗。
  
  去榆林神木县考察的时候,车陷在了沙漠里,后来没办法,从县里借了辆越野车把车拖出去的。一次晚上返回的途中遇到暴雨,在高速路上车胎爆裂,他和同事用手机照亮更换了轮胎。
  
  跑在半路上,车轴断了;高速路上,车没油了……类似的事情时常发生。而这些在汪有科看来都再正常不过,越是干旱的地方,就越是农民需求迫切的地方;越是常规灌溉解决不了问题的地方,也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有段对话,让记者至今难忘。
  
  “为什么这么坚持在一线蹲点?”
  
  汪有科说:“觉得有价值,自己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快乐的。”
  “怎么个快乐?”
  “吃得香,睡得踏实。”
  “然后呢?说点艰难的事情吧,那些难忘的。
  他瞪着眼想了半天,“到底什么叫艰苦,你告诉我。那有啥艰苦啊,坐在办公室里想,觉得那危险。到实验点就像投入了战斗,每天都是那样,很正常”。
  得对农民有情感
  自从开始“陕北山地红枣集雨微灌工程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之后,单位之前熟悉的伙伴们也很少见到他。学校一打电话,汪有科十有八九都在陕北。同事偶尔见面的时候会开个玩笑,说他在陕北有了家。在同事的眼中,汪有科这种长期蹲点的行为,好像有些不正常。
  
  外人眼中的这种“不正常行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业科研单位中却非常普遍。只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在城郊有块试验田。长时间实地蹲守在一线的,已经很少见了。
  那个时候,天天在野外。在林场里,一住3年。上山只能靠走,早上起来背着两个馒头、一壶水、一个鸡蛋,走4个小时才能到山上的试验点。有的时候用自行车推着一截两米左右的铁棍,带上个钻头上山,到山上的时候都累得没劲了。饿着肚子,就得开始钻泥,然后再把土背回来,研究土壤的水分和养分。
  现在的情况则与过去大不相同。铁钻可以用车拉上山,浅的打2米,深的可以打25米。“要在以前,25米深的眼得打好几天。现在选几个点,看土壤水分是不是一致,就知道水分有没有流失。”汪有科感慨地说。
  汪有科现在的很多科研行为和习惯都是得益于那个时候养成的,例如吃苦精神、实干精神。“科研,特别是农业科研,可以在实验室里写东西,但是要指导生产实践,需要和具体的情况相结合,要实实在在地在地里收获东西。”
  后来,汪有科参与的黄土高原飞机播种造林种草研究,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那个时候的奖项可比现在少多了,大家也不怎么去考虑奖项和职称的问题。我们胆子小,就报了个二等奖。评奖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说,这个项目应该给一等奖。但没有这样的先例,哪有自己报二等奖,后来批一等奖的。”说到这儿,汪有科乐了。
  获奖之后,中科院奖励了两辆摩托车,汪有科成为那个时代里最早骑摩托的人。他很是开心,因为以后再上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体力。
  “和现在的大环境比,好像我们吃苦了,天天在野外;但是和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多了。农业科研必须得有这种精神,否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汪有科解释说,干农业这一行,得对农民有种特殊的情感。爬山累不累?累。但对爬山爱好者来说却是一种享受,因为有兴趣在。
  “当年走在农户专门为你们而铺的石子路上,吃着他们煮的荷包蛋,看着他们眼巴巴的期待时,才能更体会到你的 价值所在。”汪有科感慨道。 
  和汪有科同一批的同事们,大部分都去国外定居,很多都改了行,还有人做了生意。
  “我们也爱钱,但到了这个年龄,还是想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盼春天
  很多人曾劝汪有科能放的就放,少做点蹲点工作,需要的时候,去做做技术指导就可以了。
  这些道理,汪有科都明白,可总是放心不下。“农业科研耽误不起,几天不在,耽误的可能就是一年的收成。一年能完成的实验,搞成了两年,那才是最大的可惜。”对于孟岔村的枣树,汪有科总是有一万个牵挂和一万个不放心。
  “春天发芽不好,不行;有虫害,不行;不开花,不行;开花不结果,更不行;坐果的时候遇到连阴雨天,也不行。”
  “枣树也有生命,好比是自己的小孩子。别人也能看到,但只有每个环节都亲自看着,才能最放心。而且,学生在实地的生活问题、安全问题,也都放心不下。”
  现在的汪有科已不仅仅是为了节水灌溉而去关心枣树。园艺、肥料、农业经济、食品加工等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越来越多的相关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在米脂蹲点。
  经过第一个阶段的实验后,汪有科发现,节水是个系统链,比如抗旱性枣树的品种选育、节水型的园艺修剪等,都需要引起重视。除了枣树的丰产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病虫害防治、大枣的深加工和销路。
  冬天,回到学校。汪有科依旧有着一箩筐的和枣树相关的事情要做。写论文总结,申请专利,分析生产上的问题、经济效益的问题,总结一年来在地里发现的更为重要的问题。
  即便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还在想着枣树的事情。
  再见汪有科是2012年一个冬日的午后,在北京东三环的宾馆里,沐浴着阳光,汪有科仰着脸笑着,那表情仿佛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孟岔村。
  “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孩子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心里总是痒痒的,盼啊、盼啊,就盼着春天早点到来。”
  开榆林的时候,记者从飞机上往下眺望,黄土高原上的那一抹绿色中,应该有着“汪有科们”的足迹。

汪有科夏访清涧问枣红——陕西日报网

一亩枣园可以给枣农带来多少收入?在榆林清涧,这笔帐算的清清楚楚——一株枣树产枣30斤、一亩地种枣树110株、一斤枣卖10块钱,这样算下来,一亩红枣就能收入3万多。虽然有点不敢相信,但这样的亩产收益真真切切。
在榆林清涧下十里铺设施红枣智能控制科技示范园,不锈钢骨架的温室大棚里,密植的枣树郁郁葱葱。一年前按照矮化密植的要求嫁接的枣树已经坐果,近10亩的枣园里,只有一个人在悠闲地铲着稀疏的杂草。虽然有身上直晒的阳光和脚下干燥的黄土,但一点都不妨碍在这个旱作农区感受迎面而来的科技清风吹拂。这些连片大棚就是实现每亩红枣收入3万多的地方。
“枣树越高枣子质量越不好。”在下十里铺设施红枣智能控制科技示范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高级农艺师杨荣慧摸着去年新嫁接的矮化枣树说道。在这片示范温室里,所有枣树都不高,最高的不过一米五,虽然树不高,但产量高、果子甜、病虫害少,自然效益好。
1996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清涧县签订了红枣产业合作协议,从那时起杨荣慧就在榆林的米脂、清涧等学校陆续设立的8个示范点和7个基地里工作。从最开始的品种改良、栽培指导到现在的现场培训农民技术,16个年头过去了,杨荣慧这个看来像个普通农民的高级农艺师不但见证了农业科技推广从难到易的历程,更对枣农对科技的渴望和致富期盼深有体会。
“主要是教会农民掌握技术,授人以渔。”在杨荣慧看来,一项农业科技农民愿不愿掌握、能不能掌握,关键就在科技示范。换句话说,农业科技示范就是直接明白的告诉农民:现代农业科技是免费分享的“科技大餐”,是国家义务送到田间地头和农户手中的“真金白银”
“农业科技推广其实不难。拿矮化密植技术来说,只要枣农园子里应用技术的一株‘小树’挂果成功,园子里就不会再有‘大树’了,而且很快方圆几里地的枣园里都会‘大树’变‘小树’。”说起自己十来年在陕北的付出和辛劳,杨荣慧黝黑的脸庞上透着甜蜜,更透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汽车在陡峭的牛家湾旱梁上一圈圈向上爬,越往高处走,汪有科腰杆挺得越直。
在山顶,俯瞰着走过的一道道旱梁,这个和“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表情轻松。眼前,这片迎着风扭动着翠绿腰肢的枣树“梯田”正是他的杰作。
“过去这里就是荒坡,退耕还林前就打不下粮食。”在57岁的枣农朱建军眼里,研究员汪有科在这里推广高效利用节水红枣栽培之前,这1500多亩旱梁根本没有价值。
2009年,汪有科带着他和同事通过科学实践所获得的整套旱区小流域栽培方案来到牛家湾李家山的这一道道旱梁,开始将水土保持与抗旱栽培理论付诸实际。
“先要找到能够节水丰产的红枣品种。”要让旱梁变良田,汪有科从一开始就号准了脉。正好,杨荣慧筛选改良了几个抗旱丰产的红枣品种,种啥枣树能活的问题就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咋种树能活的问题了。旱梁上,决定枣树能不能活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水。“我们先建立一套山地雨水集蓄利用系统,然后在怎么用水上下了功夫。”在旱梁枣园上,不仅有像梯田一样用黄土夯实的水平阶,,还有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输水带、根灌管。“只在天特别干的时候和枣树生长需水的关节点,我们才会干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农业科技特别需要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汪有科的旱梁种枣经历就佐证了这点。“陕北的雨季来迟些,一般是八九月。我们通过技术修剪,减缓枣树生长,刚好把枣树最需要水的阶段延迟到八九月,让枣子享受到老天的眷顾。”这样一缓,旱梁种枣的用水需求大大降低,成本也跟着降低,经过雨季一浇,不但枣的质量上去了,也避开了扎堆上市,卖价更有保证。
如今,汪有科每个月都会来看这旱梁枣园,杨荣慧也经常去十里铺看看他亲手嫁接的枣树。在他们看来,这一道道旱梁和一栋栋温室不仅是他们和同事们写在大地上的论文,更承载着这群一生为农的知识分子的梦想,一个让枣农脱贫致富,让旱梁变良田的中国梦。
链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学探索实践了以大学为依托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2005年以来,在省政府、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和的重视支持下,取得了显著成效,加速了成果转化,促进了农民致富,引领了农业区域产业快速发展。一是通过围绕农业区域主导产业,在政府推动下,依托学校科技优势,以基层农技力量为骨干,校地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永久性试验示范站为核心的试验示范平台; 二是建立以校站点三级科技培训、专家远程服务、产业技术网站为主体的技术信息服务体系;三是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系统性全产业链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四是通过农业教育与科研推广紧密结合、学校与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学校专家与地方推广人员紧密结合、推广技术与农民需求紧密结合,构筑大学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快捷通道。[4] 

汪有科沙地红枣:开启榆林沙区新产业的希望

中国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管委会 2013-08-26[5] 
沙漠里还种枣树?这是以前榆林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却成为现实。今年8月初,我们在榆林市横山县双城镇王梁村的一大片沙地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平缓中略有起伏的沙地上,生长着一排排矮矮的但却绿油油的红枣树林,而不少的枣树满枝开花结果。此时,我们才知道,榆林沙漠地区能大面积种植红枣。
陕北黄河两岸是我国红枣的发源地,其栽培历史有三千多年,目前还保留有1500年的古枣树林。所以,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就认为黄河两岸山地才是红枣生存的地方。但是,随着城镇化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和近年来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陕北黄土区已经没有发展枣林的土地,而榆林有广阔的沙地却闲置撂荒,目前沙区还仅仅处于防沙治沙单目标水平,未能走上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良性途径。榆林土地面积43000多平方公里,其中沙地约占一半。榆林沙地地势平坦,具有光照、水源及交通等诸多优势,农业利用潜力巨大。榆林沙区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也是陕西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域。治理沙漠和沙地产业一直是国家和陕西省生态建设与富民工程的重点。
为有效利用榆林沙地,增加陕北沙区农民收入,满足现代特色农业建设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针对陕北沙区生态环境脆弱、有效利用率低,开发利用难度大等现实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技工作者从2008年开始进行沙地红枣试验研究,先后在榆林靖边和横山县进行小面积试验,在此基础上2010年在横山县双城进行规模化示范。并将前期在红枣品种引进筛选、节水型修剪栽培、节水增产综合技术集成成果成功地应用于沙地红枣中。
2012年,经过三年栽培试验的横山县双城镇500亩沙地红枣获得成功:矮化红枣成活率达到93%,枣树全面开花结果。实验证明沙地红枣含糖量高出黄土山地红枣2个百分点以上,裂果率减少43%,每亩产量可以实现1000公斤以上,病虫害减少67%以上。双城沙地红枣的成功栽培为今后发展榆林沙地红枣治沙经济林,培育陕西沙地产业,建立新的红枣产品加工基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双城做试验研究的专家认为,榆林沙地红枣将是一项多赢的新兴产业:一是提高沙地的固沙和经济效益;二是榆林沙地地势平坦开阔有利于机械化作业;三是符合我省红枣西移的林业战略;四是榆林沙地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有利于发展现代节水农业;五是开发可利用土地不占耕地,利于保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
沙地红枣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榆林市榆阳区鱼河镇农场开始建造百亩沙地大棚鲜枣基地,神木县正在建造千亩沙地红枣基地。
目前,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节水中心、中国旱区农业研究院的专家为主组成的研究团队正在积极为榆林沙地红枣产业的发展作进一步努力。他们计划用三年时间建立和完善沙地红枣节水提质增效技术体系,完成示范2000亩,推广面积5000亩,试验区红枣产量达每亩1000公斤、示范区产量达到每亩800公斤,每亩净增收入5000-8000元,水分利用效率提高2倍以上。可以预见,在科技工作者的技术支持下,沙地红枣必将成为榆林沙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靳军)

  

  
参考资料
词条标签:
行业人物 科研人员 研究员 学者 人物